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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野史学家:韩民族曾统治欧亚 缔造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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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野史学家:韩民族曾统治欧亚 缔造人类文

当以满清后宫为故事背景的宫斗剧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时候,黄海对岸的韩国却对同一历史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2011年,当一部名为《甄嬛传》的清宫剧拿下中国大陆最强收视率的同时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韩国上古史,尤其是檀君和檀君朝鲜方面。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以及《山海经》等中国古籍。是否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伪书作为信史,几乎成为在野史学与正统讲坛史学的分水岭。《桓檀古记》的出现本身与在野史学者李裕岦有关。

当以满清后宫为故事背景的宫斗剧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时候,黄海对岸的韩国却对同一历史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2011年,当一部名为《甄嬛传》的清宫剧拿下中国大陆最强收视率的同时,一部名为《最终兵器:弓》的韩国电影也以750万人次的观影人数拿下了韩国票房冠军,前者描绘了表面上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满清宫廷中妃嫔之间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后者则以满清入侵朝鲜半岛的“丙子胡乱”为背景,描绘了朝鲜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与满洲强权不屈的抗争中国观众以吃瓜群众的心态将《甄嬛传》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韩国观众却对影片背后的历史悲情主义感同身受,影视业作为娱乐产业在整个社会中投下的影子,恰恰是一个被撕裂的东北亚,

据说此书为1911年桂延寿所编,1949年在他将书交给弟子李裕岦时,嘱咐他到庚申年再将此书公诸于众,所以到1979年此书才得以影印出版。此书到底是桂延寿所着,还是李裕岦所着,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部近代人假托古人所作的伪书。《桓檀古记》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史四部分,三圣记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着,不仅认为存在檀君朝鲜,还认为在檀君之前还有桓国两个时代。这种认识为后来的许多在野史学者所接受。

《最终兵器:弓》讲述身负国恨家仇的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救赎

《葵园史话》叙述了檀君朝鲜47代檀君的在位时间和治绩,据说为1675年北崖老人根据高丽时人李茗所着《震域游记》编撰的,但是一般认为是近代大倧教徒所撰伪书。书中感叹朝鲜儒学者沉湎于事大主义,缺乏自主意识,主张联合清举行北伐,恢复旧疆。该书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崔国述所撰《檀典要义》第一次引用了此书。

哲学家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剧都是当代社会和现象的投射,北京上海中央CBD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小白领Rachel、Sarah、Vivian走进了横店中国与印度影视城,摇身一变成了璎珞、明玉、尔晴,但故事情节却不因场景转换而变化,只不过斗争手段从职场穿小鞋变成了各种能使人流产或慢性中毒而死的伪中医玄学,结局永远是女主争宠忙,贱人被灭亡,毫无违和之感。

近代大倧教徒编撰的《檀祖事考》、《神檀实记》、《神檀民史》和《倍达族历史》等也常被引用,因为大倧教本身即以檀君崇拜为基本内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申采浩、朴殷植也都与大倧教有关系。《檀祖事考》是金教献与柳瑾、朴殷植一起主持编撰的,其余三部也为金教献所着,金教献在1916年成为大倧教的第二代教主。金教献在《神檀民史》中也认为在倍达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神市时代,并将鲜卑、靺鞨、渤海、辽、金等的历史也都作为韩国史,在《倍达族历史》中又将清朝历史作为韩国史。这些观点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史学者和后来的在野史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韩国,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在中国的清宫剧从《甄嬛传》发展到《延禧攻略》的时候,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电影也从《最终兵器:弓》拍到了《南汉山城》,其中以日本侵略朝鲜为的壬辰倭乱为背景两部,以满洲后金政权侵略朝鲜的丙子胡乱为背景的两部,韩国历史悲情主义电影的题材选择,也有意无意的流露出半岛人身处大国夹缝之中,数百年来从未真正掌握过自身命运,如怒涛中两艘战列舰中间的舢板一般身不由己的无奈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千方百计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野史学者批判为事大、殖民史学者。文定昌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其中大多数是有关檀君朝鲜等古代史的书籍,但被日本帝国主义销毁了。尽管史料缺乏,高濬焕仍然认为他复原了檀君朝鲜的全部历史。高濬焕强调,檀君朝鲜不是神话,而是实际存在的民族国家,并将檀君朝鲜与高句丽、渤海连接起来。经过朴正熙政府的努力,檀君和檀君朝鲜的存在已经迅速成为国民共识。

《南汉山城》扭转了韩国历史神剧充满智障情节的刻板印象

至于在檀君朝鲜之前是否存在桓国时代或神市时代,在野史学者中也有不同看法,然相信者居多,而且认为它们合在一起组成韩国史的三圣朝时代。高濬焕认为在檀君朝鲜之前还有一个倍达国时代,而蚩尤天皇是倍达国的第14代天皇。蚩尤天皇与中国的黄帝在涿逐鹿展开73次战争,蚩尤全部取得胜利,成为东洋霸主。①

中国观众能够以相当坦然的态度将雍正皇帝的妃嫔之间争夺交配权和生育权的争斗当做奶头乐来欣赏,韩国观众看到南汉山城中被逼上绝路的朝鲜国王饱含屈辱的泪水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却决然不可能抱有相同的心态,韩国人注定不能理解中国人对中韩之间历史的坦然态度,中国人也注定不可能理解韩国人深入骨髓的悲情主义,如果再加上中韩共同不能理解日本对二战的晦涩态度,那么三个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的互不理解,就共同构成了这个被撕裂的东北亚

更有在野史学者指出,韩民族自桓国时代开始就建立了几乎统治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所以韩民族是世界文明的创始者,韩民族是世界人类的母体。无论是在檀君史观上,还是对三国,乃至高丽和朝鲜的历史认识上,在野史学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大陆史观。在野史学者认为韩民族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大陆,将那些以朝鲜半岛为韩民族历史舞台的历史观点批评为“半岛史观”。在他们看来,半岛史观与日本殖民史学的半岛性格论相关,所以大陆史观与半岛史观的对立其实是“半岛屈从史”和“大陆光荣史”的对照,所以高濬焕主张韩国应抛弃“二千年半岛的败北史”,找回“半万年大陆的光荣史”。

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实质是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构,正如H.Richard Niebuhr所说的:没有集体记忆, 没有共同体认可的过去, 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要想形成共同体, 必须建立共同记忆……共同记忆的多寡决定我们之间联接的程度

这种大陆史观不仅相信所谓桓国、倍达国和檀君朝鲜曾经统治着中国大陆的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认为马韩、弁韩、辰韩也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韩说”;或者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也都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国说”;甚至有韩国在野史学者认为高丽、朝鲜也都曾在中国大陆,提出所谓“大陆高丽说”和“大陆朝鲜说”。

中日韩三国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迥异的路径和方式,以及彼此之间恩怨交织的关系,决定了三个表面看起来文化类型相似的国家,无法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就不可能在远东形成类似欧盟的共同体

李重宰是“大陆三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所谓新罗定都庆州是日本帝国主义捏造的,其实从古朝鲜到三韩、高句丽、百济、新罗,甚至到高丽时期,伟大的白衣民族、倍达子孙都是中原大陆的主人,一直统治、控制着中原大陆。③最早打通丝绸之路的也是新罗。最后高丽被明朝所灭,而出生于河南的李成桂于1427年坐船到了朝鲜半岛的黄海道海州,建立了李氏朝鲜。在此之前朝鲜半岛还是一片荒芜,没有国家和地方行政体系,只有少数平民生活在这里。郑龙石支持李重宰的观点,认为庆州这一地名本身就是敬顺王投降高丽时才出现的,庆州是新罗的千年古都这一说法是根据殖民史观捏造的。新罗根本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中国大陆,所谓庆州吐含山其实位于安徽省南边的含山县。④吴在成、林均泽也都是“大陆三国说”的支持者。林均泽在其2007年出版的《韩国史》中也认为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都在中国大陆,过去将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领土局限于朝鲜半岛的看法是受亲日史学影响的结果。

日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由封建国家脱胎而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中国则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中央集权的古老帝国脱胎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然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们中途改变了主义,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决定继承满清帝国的遗产,按照奥斯曼主义的原则构建一个五族的新国家,这一改变深刻的影响了中日关系在近代的走向,使日本从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变成了最凶恶的敌人这一改变也基本决定了中韩关系此后一个世纪的基本走向

www.9927.com,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刺杀

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朝鲜作为清帝国日益瓦解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所剩无几的藩属国之一,基本是一个衰败的晚明帝国的缩微版,被无能而怯懦的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被无休止的党争所纠缠,整个国家从17世纪开始就陷入停滞的状日本潜艇青龙下水态,如同一个身患绝症年迈腐儒,仅仅因为其蜗居东亚一隅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世纪末叶。他的强邻日本始终对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继续300年前那次未完成的征服,在那一次征服中,朝鲜因为宗主国的倾国相救而幸免于难,然而300年后,再次跨过对马海峡的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了,君父之国却早已灰飞烟灭,新的宗主国不但是曾经野蛮入侵过朝鲜半岛的蛮族偕主,而且模仿西方殖民者的派头,在朝鲜设立了租界(清朝在仁川、釜山、元山均设有租界,并享有治外法权),这使得朝鲜一度不得不依附于更加野蛮的沙俄,试图在半岛引入俄国势力“以夷制夷”,在清、日、俄三方互相制衡的夹缝之间苟延残喘。

19世纪末的朝鲜仿佛一个被强盗觊觎的少年,亲爹早已死去多时,唯一可以仰仗的后爹正是当年杀死亲爹的凶手朝鲜就是在这样一种任人摆布的绝望境遇中,第一次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1895年4月,清帝国在《马关条约》中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不出所料,这个“帝国”仅仅存在了13年便被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掉了

韩国的民族主义史观就在这样的悲惨境地中诞生了,因此它从初生开始就带着对千年来操纵其命运的大国深深的恨意和不信任,半岛民族主义史学家的鼻祖申采浩第一次提出了重新发明朝鲜民族的主张,他认为必须抛弃朝鲜自古以来的“事大主义”,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认知,利用历史来构建全新的朝鲜民族,最终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在这一民族和历史再发明的过程中,除了“自我”的重构,更重要的是“他者”的塑造,法国哲学家Emmanuel Levinas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相异又相邻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他者”作为与“自我”相对立的概念,既与“自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与自我截然对立,正是“他者”的存在,才彰显了“自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安重根没有减缓朝鲜被吞并的命运,反而消灭了日本立宪派元老

很显然,对于半岛的民族发明家来说,朝鲜种族、历史和文化和西方没有“关系”,这一点一目了然,根本无需证明,而朝鲜与中国和日本没有“关系”才是需要证明的论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操纵着朝鲜命运又长期与朝鲜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中、日两国,自然而然的成为与“朝鲜”相对立的“他者”,可以说,朝鲜民族自我构建,或者说再发明,是建立在对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恨”的基础上的

1925年,流亡北京的申采浩出版了现在被朝鲜和韩国共同奉为神书的《朝鲜上古史》,该书的第一大标志性观点是基本上抛弃了真实存在的“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而是丰富了神话人物檀君,并确立了“檀君朝鲜”,这一历史发明的作用在于从民族和国家起源上斩断朝鲜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从而确保朝鲜民族起源的独立性。

该书的第二大标志性观点是把朝鲜民族的起源与扶余人联系起来,从而使朝鲜和曾经的东北亚强权高句丽建立联系。而高句丽是曾与隋唐等中原王朝在东北亚争霸的势力,是“中国”的对立面,这样才能确保“朝鲜”的主体性,

该书的第三大标志性观点是强烈的批判“事大主义”,申采浩认为,中古以来朝鲜的“慕华之风”使朝鲜人自甘附庸,沦为奴仆,丧失了独立性

该书的第四大标志性观点是最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和厌恶的腔调,就是把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文化遗产说成是朝鲜起源的,或是在朝鲜民族的帮助下完成的,申采浩丝毫不以此为耻,反而在1909年12月16日的《大韩每日新报》上撰文鼓吹“为了自己的国家偷窃他国东西的人不是小偷而是世界英雄”,书中甚至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诉求,主张恢复“高句丽旧疆”,同时认为中国山东、浙江等地曾是百济的殖民地,福建的漳、泉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

这种历史发明中的拿来主义态度,经申采浩首创之后,经朴殷植、郑寅普、李丙焘、李基白等人传承百年,终于在网络时代发酵,在中日两国引发轩然大波,网民常以为这种态度是韩国经济发展后民族自信心膨胀的产物,殊不知这种态度恰恰起源于“大韩帝国”内外交困濒临绝境的灭亡前夜,至今已逾百年,只是到了网络时代信息流量陡增,才为中日两国网民所熟知罢了。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申采浩这位民族发明学的始祖在日韩合并之后沦为奴,长期流亡中国,在中国的庇护下继续进行着他的民族发明学

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他一点也没客气,19掷筊28年,申采浩因伪造外汇兑换券在基隆被日本人逮捕,1936年死在日本人在旅顺的监狱里

以现代史学的观点看,申采浩的着作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除朝鲜和韩国外,国际史学界甚少将其作为信史。

因此,半岛民族一开始就是由“恨”的意识构建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恨”是针对三个对象的三重意向,第一重是对千年来不断侵略朝鲜半岛的日本的恨,这种恨意支撑着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兴起的韩国独立运动第二重是对数千年来操纵半岛命运的大国势力的恨,这种恨意直接导致了半岛民族的再发明,也导致了半岛民族主义史学变成了一门以证明朝鲜和中日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关系”的玄学第三重是对朝鲜民族自身懦弱和衰败的恨,这种恨意直接催生了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也构成了半岛民族延绵百年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2008年12月,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曾邀请李明博总统在就职前派遣特使访华,一周之后,韩国 《中央日报》就以“无礼的中国外交”为题,发表评论称 “这会让人想起向中国统一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朝鲜王朝的样子”足可见这穿越世纪的恨意延绵至今。

韩国学者许宇成在韩国民族主义学者李丙焘所着的《韩国史大观》中文版的译序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三重恨意:

“我韩今日之‘民族主义’,尚未脱离掉新生之兴奋,在久为事大主义所浸渍以及刚由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中获得解救之如我韩,这种兴奋,非仅势所难免,且自有其过渡性之政治意义”

在朝鲜战争中,北方政权基于“民族大义”的而发动的道德攻势使韩国在战争中常常陷入舆论被动,北方政权指责韩国是美国人的傀儡这一点并不致命,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朝鲜民众对美国并无明确的概念和特别的仇恨,指出韩国军队的本质是殖民地时期的朝鲜裔旧日本军队,在民族大义上对韩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这一论调直接将朝鲜战争定义为“朝鲜民族解放者与日本殖民时期二鬼子之间的战争”,这种说法让北方在舆论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也让北方政权在战争初期获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

以朴正熙为代表的旧日本帝国军人构成了南方政权军队的基干

南方政权意识到朝鲜的道德攻势使韩国军队士气低落,且处于舆论不利的境地之后,痛定思痛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发动了反击,1945年前后,震檀学会开始为编纂大规模国史进行资料准备。1955年, 该学会“委托”一批当时全国一流历史学者开始编纂七卷本《韩国史》,作为国史的该书基本采取了自申采浩以来的民族主义史观和民族发明学概念,编纂指导思想是:“一、强调朝鲜民族独立存在的历史条件,论述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活动所依据的制度、秩序,二、注重本国各个时期制度、法律、宗教、伦理、产业、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演变及其相互的影响三、反映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涉’,这基本是申采浩民族主义史学的延伸,贯穿始终的还是绵延百年的三重国恨。

基于这种“恨意民族主义史观”,韩国在签订停战协议后迅速开始因战争而中断的民族发明学进程,其一是清除日本殖民时期对朝鲜的影响,特别是清除殖民时期日本灌输给朝鲜民族的日鲜史观、满鲜史观、停滞史观(认为朝鲜是劣等民族,社会永远停滞,只有经日本人帮助才有能力进入近代社会)其二是清除“事大主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宗藩体制和朝贡体系的批判,清除中原王朝在半岛历史上的影响力,同时将朝鲜民族与高句丽等地区霸权联系起来,塑造一个能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半岛民族形象,其三是继续进行民族发明,将“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等“外来政权”的历史地位淡化,将基于神话和想象的“檀君朝鲜”作为半岛民族的起源,同时大力拔高在历史上“维护半岛民族独立地位”的人物的历史地位,其中有李舜臣这样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英雄,自然也少不了乙支文德、崔莹、渊盖苏文这样对抗中原王朝的“民族英雄”

“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荒诞情节被中日网民诟病

韩国在编纂国史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历史为民族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为统一服务”的概念和原则,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史实性越来越弱,发明性越来越强,为中日两国所诟病且厌恶的“韩国起源说”也逐渐从民间被“抬旗”到了官方正统史学的位置。

如成书于20世纪初的伪书《揆园史话》、《桓檀古记》,宣称古代朝鲜是一个以贝加尔湖为统治中心,疆土西到美索不达米亚,东到日本列岛,南北跨度4万里的巨大国家诸如檀君派遣太子扶娄教大禹治水之类荒诞不经的记述更是数不胜数,这种造假水平很低的伪书却被韩国政府和民间当做信史,并以此为依据作了大量的“研究”。

本图较为保守,将朝鲜疆域仅限定为从鄂霍次克海到巴尔喀什湖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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